公民新闻（CitizenJournalism），也称“参与式新闻”，“草根新闻”抑或“市民新闻”，是“公民个体或群体搜集、报道、分析和散布新闻或信息的行为，旨在提供一个民主社会需要的独立、可信、准确、广泛及其他相关信息自媒体传媒。”①国际上的 9·11、印度洋海啸和伦敦地铁爆炸案、孟买连环事件等，国内的如“甘德怀事件”、汶川地震、“华南虎”事件、连续不断的“XX门”事件等均凸显了网民利用网络通信平台进行信息发布与传播的潜力。2009年新浪微博正式开通，用户可以通过网页、WAP页面、手机短信或彩信发布即时信息，“自媒体”传播来势汹汹。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副主任戴尔·帕斯金曾在一份名为“自媒体(WeMedia)”研究报告中如是定义“自媒体”说，“它是通过数字技术链接全球知识，从而提供一种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和分享自身经历和新闻的途径。”②具体来讲，是“利用以博客为代表的网络新技术(还包括Wiki，SMS，可摄像手机，在线广播，PZP，RSS等）来进行自主信息发布的个体传播主体”③。它改写了新闻的传播模式，掀起了“新闻媒体3.0”的革命。

　　霍尔认为, 现代传播的首要功能在于建构 “社会知识”和社会镜像, 通过实现意义的共享达到彼此的理解和交流。但是在公民新闻出现之前，这种话语权一直为媒体所垄断，草根的声音被湮没。“媒介接近权”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正如李普曼所坚持的理念，民主的基础在于对话，公众需要有自己的“话语权”。首创博客报道形式的丹·吉默尔在其《我们即媒介》（《We The Media》）一书中提出，读者也可以成为新闻的生产者， 新闻将不再是媒体公司和传者上而下的“广播”过程，而越来越成为一种受众、编辑、记者等一起互动的自上而上的“网播”过程。受众不再是被动的角色，而是新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④当“草根”的声音得以正常传播，我们的社会民主也朝前迈进了一步，其旧有的体征“新闻主体的草根性”、“新闻视角的自下而上”、“新闻内容的公共性”、“新闻载体的技术性”也获得了更新的内涵与发展。

　　2009年，中国有网民3.38亿，数量位居全球第一位。这部分人先前只是主流媒体的“囚徒”，为其传播的海量信息所“绑架”，这种传播的单向性造成了信息流动过程的失衡，不能真正体现媒体的“公共性”；而当尼葛洛庞帝说网络“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与赋予权力。”（尼葛洛庞帝1997）当博客、维客、播客、微博这样一种虚拟的公共与私有性兼备的空间出现时，人们才真正拥有了自我表达和告知他人的权利，实现了 “媒介即人的延伸”。

　　从韩国的 ohmynews 网站提出“每个公民都是记者”的口号并实践以来，更多的及时的亲历式和目击式新闻使得新闻从“易碎品”成为倒叙式的实时记事簿。信息的发布往往即为事件的亲历者，在任何一个公开的场合，任何信息都可能被潜在的“草根记者”传播。形象地说，以“自媒体”传播为特征的公民新闻时代，传播模式也实现了从“大教堂”向“自由集市”的转变。

　　公民新闻主张以平民百姓为新闻来源，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并由他们决定时下的报道热点，因为“住在同一地区的老百姓比市政官员和专家更了解该地区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⑤。这使得新闻传播者和受者及后续的响应者之间更易建立起一种交流的纽带。“芝麻拍客”关于残疾人中国“阿甘”郑心意的报道视频上传短短半月，全国有上百万的网友点击和留言，很多人为他的坚强感动落泪。这是一种情感和道德的力量，表达公民记者个体对普通人生命与价值的探求，弥补了因传播科技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人际交往疏远及感情淡漠的缺憾；也以其传播思想性、人文性对大众传播新闻性、普适性、教条化特征予以补偿。

　　网络舆论成为公众意见的一种集束式表达。在“自媒体”时代，公众的舆论监督作用被空前放大。而此前，舆论监督一向只被片面地认为是媒体的事。以2007年6月5日大河论坛上《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一帖为例，发布一周点击率超过31万。天涯杂谈两天后转帖， 6天内获得高达58万的点击率和3000多篇回帖，众多论坛置顶令其迅速传遍全国。这次“网络”在网上和媒体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行动，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促进事件解决。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成为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员，并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建立起加入社会和政治讨论的平台，切实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公民“自媒体传播”为媒体的新闻报道工作提供了更多有益的线索。据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半数记者积极阅读博客以找寻资料，一项调查则显示有90%的驻中国海外记者根据热门博客上的线索来追踪新闻。但由于公民新闻所提倡的全民参与新闻报道的条件还不够成熟，虚假信息泛滥、网络暴力、网络侵权、“口水战”等自不待说，它还暗含着深层次的危机。

　　布迪厄认为符号权力“是在实施这个权力的人与接受这个权力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中、并通过这种关系得到界定的，也即在再生产信仰的场域结构中得到界定的”（Bourdieu1977d:117）一些人试图在虚拟空间中划界圈地，在号称“草根”的博客圈出现了“平民”与“精英”的分野。各大门户网站博客和新浪微博的排名榜上，名人、明星永远是绝对的赢家，处于塔顶的各个领域的精英们，他们影响着公众对待事件的态度以及行为，从而也带来更广泛的社会效应，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其他网民的话语效度，从而在网络公共空间形成一种新的强权。

　　哈贝马斯认为：“（公众）是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它的成员是所有私人身份的人们，他们只要拥有财产，就作为读者、听众和观众而通过市场享用那些可以进行讨论的对象。受过教育，所讨论的问题之为‘普遍性’……，它们必须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我们目前还没有针对公民新闻参与者身份的详细调查和统计，但现阶段中国公民新闻的参与主体依然以城市居民为主。网民不等于公民。这标示着公民新闻报道主体的比例失衡，农民以及其他仍然只拥有“被观察”的资格或“被忽略”的可能，而其主动权则缺位了。

　　在我国，博客用户超过一亿，网络视频使用率高达71%，用户量已达到1.8亿人。⑥然而“自传播”主体来自于普通的公民群体，具有身份上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特点，而信息发布和传播更具有随意性。这是公民“自传播”的硬伤。毕竟像美国人克里斯·奥布瑞顿 、周曙光之类的公民记者鲜见，自然网民的浏览带有一定偶然性与非主观选择性。传受双方共同的不确定性加剧了这种传播形态的失误与失衡。不仅带来了受众信息接收的断续化、碎片化，同时也给媒体从网上获取新闻信息造成贻害。2009年《华西都市报》和《青岛早报》刊登的假新闻《中国海军索马里护航逼出跟踪潜艇》就是由自由撰稿人一手炮制，媒体未加核实予以刊发的。

　　除此以外，公民记者素质良莠不齐，报道内容较浅层化，行文随意，缺乏深度和严谨；公民新闻所发布信息求证的延迟性与网络传播即时性之间的矛盾；博客空间的虚拟性弱化了道德规范，信息多元化导致道德信念的迷失等问题也表现明显。

　　网络传播中“娱乐”的因子总是如影随行，“长腿姐妹花”、“民间范冰冰”、“烧饼帅哥”、“凤姐”之类的网络红人层出不穷，广受关注。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提到，媒体的原始本性令人们被它所传达的内容同化，一切都成了“娱乐化的文化”⑦。网络的开放性与海量容量更多地成全了这种“文化”。而新闻与言论权的意义绝不仅止于娱乐，人们往往在娱乐的声色犬马中忽略了这一点。

　　目前我国只有少数几个网站具有部分新闻采访权，大多数网站的新闻内容来自传统媒体。而公民新闻籍网络平台赢得了发言权和采访权。当前应着力完善公民新闻的管理机制，同时缓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冲突，适应媒介融合的大势，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新闻事业发展。

　　1.传统媒体建立“特约公民记者”制度。我国媒体的特约记者制度早已有之，而面对如此庞大且复杂的公民记者队伍，各媒体经考核后设立专门的“特约公民记者”这一编外人员管理制度，以建立起相对稳定且多元化的新闻信息源，并帮助公民记者顺利实施采访，提高报道质量。对待公民记者有效的工作，可以效仿国外一些媒体的做法，给予合理的酬劳。

　　2.建立P2P的网络公民记者互动平台。P2P新闻专线借助网友的信息而使得海量信息得以及时传送，我们应尝试建立公民记者实时信息发布的专门的集合性平台，以有效抵减公民记者分布散乱所造成的空间无界与信息碎片化的局限。如BBC在2000年推出的iCan公民记者网站（现改名为ActionNetwork），除教导民众如何写新闻、如何向官方索取资料，更提供交流平台，以扩大公民记者的队伍。在广泛经常的多向交流之中，相互监督风气自然形成，可以降低新闻做假的发生几率，同时最大程度实现信息共享和沟通。

　　3.网络运营商的责任意识亟待加强。我国目前网民人数3.8亿，居世界首位。网络运营商作为最主要的信息承运者，对保证网络生态的和谐、绿色与畅通负有重大责任，少数网媒不负责任的言论、各类不实信息的大量传播玷污了媒体“社会公器”的名号。因此，从政策法规、技术和专业上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管理，从人文道德上提高网络媒体的职业操守可以扬清去浊，把好网络的内容关，将为公民新闻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公民新闻强调普通公民在新闻生产及传播活动中的参与行为，是网络新闻传播发展的必然，对于目前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只要加以合理及时的规范和疏导，具有“非主流、非权威”平台特质的公民新闻将给我们更多的惊喜。